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到決定性作用，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名片”。而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其實就在于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對于現階段的中國，這個價格尤指要素價格。

“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這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得到明白無誤的表述。為什么要市場來形成價格？因為市場形成的價格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也是最公平的。因此，市場既然可以形成米面糧油的價格，那么自然也可以形成水、電、石油、天然氣、交通等的價格。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的市場結構呈現出某種不平衡：商品市場業(yè)已比較發(fā)達，但要素市場的管制依然嚴重。前者，除了個別的資源產品價格還沒有放開，基本上都是市場規(guī)律在發(fā)生作用；后者，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信息市場等遠遠未實現自由流動，也就談不上平等交換和公平競爭。

要素價格存在雙軌制，存在著所有制歧視，使得不同的經濟主體無法實現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進而扭曲了相關行業(yè)的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使得價格失靈，資源錯配。這既是非效率的，也是不公平的。

近年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領域，宏觀調控流露出某種微觀調控的跡象，成為熱議所在。比如，對終端消費品的價格實施直接限價，對高房價采用愈來愈多的以“限”為主的行政手段，長期以來的對于投資什么的層層設卡，以補貼等方式直接介入到企業(yè)的微觀經營當中等等。更令人吊詭的是，這種對市場價格任意干擾的行為，師出之名竟然是為了保護市場。于是人們擔心，若政府的權力不受規(guī)范和約束，調控就異化成了一個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放進去，限制、管制、控制、說不準就不準等手段也可以放進去。如此種種，其實就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一直反對的政府越位和逾界。

而政府對于越位和逾界的偏好，反映的卻是市場化不足的問題。市場化不足，就要大力培植市場基因，通過制度供給來釋放市場供給，而不是舍供給端而單單調控需求端，便是南轅北轍了。如同現在很多人，將現實生活里的種種不公不義歸咎于改革，認為是改革帶來了諸多弊端，殊不知，種種的不公不義，恰恰是改革未盡徹底的緣故，恰恰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原因。

市場不是最好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最不壞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政府是上帝，能夠精準地判斷所有信息并做出及時決策，計劃自然是最好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政府不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甚至政府自身的失靈亦無法克服，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將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市場。市場有缺陷，有波動，容易拉開差距，但卻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