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能源戰略，在內部始于石油部、化工部轉制之后，特別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紀之交；在外部，則是21世紀初中國實施走出去過程。可以說，直到如今，中國高層仍沒有形成真正的能源戰略，所以，國家能源委的成立，一直沒有出臺像樣的內外能源大政方針。

假如以為能源戰略僅僅依靠成立個能源機構就行，那肯定是大錯特錯了。與所有的經濟領域的市場安全或產業安全一樣，能源戰略既無安全、也無競爭力。中國是一個能源生產國，但能源戰略和布局在世界上糟糕之無出其右。

一、行政壟斷導致對國有壟斷企業的過度依賴

從中石油、中石化南北分居之始，國家為兩大石油公司行政劃定了勢力范圍，中海油則“自然壟斷”，專注于海上。由于中海油不涉及陸地，所以，人們俗稱“兩桶油”。其實，中海油到底有多少成績，同樣也乏善可陳。

“兩桶油”怨聲鼎沸，國家卻一再退讓。囿于所謂專業領域，發改委、商務部等每每出臺石油政策，幾近由兩桶油提出初稿，然后假以發改委或商務部之行政部門的名義發布。而在國務院高層，但凡有石油及能源背景的領導，出于自身勢力或熟悉的范圍，同樣傾向于向“兩桶油”一味放縱容讓，這使得任何對國有能源公司的決策，都越發有利于國有能源公司，而不利于市場化整體改革大局利益。反觀能源體制改革，除了腐敗、還是腐敗。特別是中石油、中石化違背常識而蒙蔽老百姓，比如煉化賠錢等等，更是激發民憤。而有關市場化改革，每一次，均以內部腐敗或孽生特權利益階層而貫穿。直到最近所謂的混合所有制實踐，如果仔細盤查，自有此類痕跡或發現。

中國的能源戰略，仍然停留在玉門油田、大慶油田階段，之后一直搖擺或受制于特權利益，以投機或臨時性的措施為主，真正將中國置放于全球能源戰略安全或競爭力格局的國家能源戰略，遲遲沒有形成。一任兩大石油公司及其決策層的代理人而脅迫，市場化改革除了權貴分肥而無任何建樹。

這不能不說是行政機構并轉之后，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惡果。假如從體制上從能源領域深挖，腐敗會導致中國能源戰線全線崩潰，當不是危言聳聽。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在能源資源權益分享體制完成之后進行

作為最早提出混合所有制的筆者，深知混合所有制會帶來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混合所有制的應有之義。混合所有制的提出，最早源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基金制度的結構性應用，之后在二十一世紀初能源對外合作時，規避政策風險的策略性應用。

而從目前對混合所有制的引導，則是延續了股份制改革的路徑，而股份制在其過程，為中國市場化帶來過什么，絕大部分工人階層被強迫買斷工齡，企業被企業負責人及其特權階層而賤賣過程中飽私囊，這本是非常需要進行改革反思的地方，現在則不了了之成為懸疑。

能源作為特殊的領域，經營的是全民資源，在資源成為資產過程成為國有資產。由于“全民”主體缺位，資源作價則任由運營主體自說自話。真正的“全民”及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及地下的資源值多少錢，并應該從中獲取相應的權益。所以，中石油、中石化等于無償地得到了全民及全國老百姓的公共資源，并從中謀取暴利，政府部門在這一過程征取巨額稅利，得到臨時性的年度賬上“政績”數據，而根本不會去想什么能源戰略，比如若干年之后，中國會是多么不堪的“家底”。

因此，任何不從全民資源權益方面，進行受益人體制改革的所謂混合所有制，都是特權分肥并伴生腐敗；任何不公開生產成本、銷售差價的壟斷行為，都是無賴和流氓。

三、國有能源公司在國際能源合作領域毫無競爭力

中石油、中石化在國際能源合作中，承擔的角色代表國家的利益。而這一角色，導致中國能源公司對其他國家合作過程，往往被擔憂國家戰略安全之虞而能源國家排斥。因此，中國的能源合作，不是付出同等數倍的代價，就是干脆被拒絕。由此凸顯中國自決策層到國企，對能源戰略的短視、無知甚至有意誤導。為什么？因為沒有人去提醒決策層這一局面應該如何改善，即使知道也不希望決策者真這么去想，因為其直接危害到國有能源公司本身的利益。

中國國有能源公司，對外沒有實現國際化，對內沒有實現市場化。國際化即為在國際間能源合作方面，與其他國際能源公司地位不平等，頭頂國家公司的冠帶，過分依賴于國家政治外交；對內沒有市場化，即控制上游資源作價、中游生產環節行政管制、下游定價權壟斷，任何非國有能源公司的誕生、存在和發展，均需要通過向其尋租，而得以夾縫生存。哪里有壟斷，那里就有必然的腐敗。

因為這一局面的維持，直接形成了國有能源公司與國家政治外交的捆綁。無論決策層，還是企業自己，都習慣性地認為能源外交是國家外交，所以無論賠、賺，都只能是一筆糊涂賬。也正因為如此，國資委或國務院，對國有能源公司的業績考評，根本缺乏操作性。除了任由這些行政維護的巨無霸糊弄，而即使有的業績評估指標，也形同虛設。

國有能源公司把國內養成的霸道習慣，延伸至中國境外。在中國境外的能源國家，與中國非國有能源公司采取不合作、甚至動用國家權力將非國有能源企業加以排斥。當然，假如這些非國有能源公司，是特權背景和某種勢力的則另當別論。這一點，決策層或許心知肚明，但并沒有上升到國家能源戰略的高度加以重視，認為僅僅是簡單的商業游戲而已。

所以，所謂的混合所有制，應該在中國對外能源合作中，發揮真正應該發揮的工具性或策略作用。不要讓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在能源外交方面，被當成冤大頭而不自知。與此相比，俄羅斯普京就“專業精明”至極。

四、今天糟糕的能源戰略，會成為后代的歷史罪人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煤炭及石油，其生產僅僅是為了滿足內需，而且一直按照計劃制定生產計劃。直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再無經濟戰略而言，一切為了“1000美元”的現代化而作為唯一的目標。因此，產量、產量，瘋狂地進行生產和提高產能，成為一切的一切。

這一透支性、自我掠奪性的開采和生產，一直持續到現在，尚未有所改變。而在整個深化改革過程的布局中，此意旨亦屬空白。當資源勘采枯竭后，中國未來的資源景象將是多么不堪，這一日期已經不會太遠。

當山西為中國持續貢獻煤炭資源后，再過多少年只能是一個失去熱能的巨大煤核，處處塌陷，仍然還在想盡一切辦法地深挖勘采。所以，僅僅是國家資源枯竭區轉型政策只能是紙上談兵，唯一可以做到，就是限采！而不是將小煤窯并轉到國有煤炭企業，繼續提高產能，而作為企業的效益。

與此同時，如大慶等地，多少年之后寸草不生、土地板結或荒漠，蓋因為中國引以自豪而被國際能源界鄙視的老井復采技術，通過不停注水而捕捉浮起的點滴油腥。即使如此還不夠，國有油公司將掠奪勘采的石油倒騰到國際市場高價套利，歸到自己的荷包，同時還向國家謀取種種政策照顧和保護。

我們想不通的是，為什么別的國家如美國，拼命地保護自己的資源，即使在歐佩克國家，油田勘采被限，已經成為本國資源的保護慣例，如即使知道一油田仍可勘采但會放棄，目的是為了留給以后。

即使在煤炭領域，無碳化封存技術日漸成熟，但在中國卻不能得到應用的重視。背后的社會化因素，并不能作為放任勘采的理由和借口。

五、中國的能源戰略亟需從根本和源頭處理順和解決

從能源領域即可觀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惡果，由于缺乏應有的國家經濟戰略，一切簡化到將能變現的馬上變現，使其變成紙幣，進入流通環節再一再貶值。這是非常可怕的竭澤而漁，這一種大躍進式自我掠奪，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運動相比，其危害更加深遠。中國的資源環境千孔百瘡，源于三十年改革開放進程的短視和急功近利。如果此政策不進行根本性調整，任何改革均無價值可言。因為，任何改革，都不能透支未來及后代的資源，由此助長人的私欲和貪婪。

而從現實而言，腐敗的核心領域，均不同程度地與壟斷相關。國有企業領導層限薪，只能是臨時的餿主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為由此喪失激勵功能，只能人浮于事。目前國有企業、政府行政部門，人浮于事不作為，已經成為某種程度的普遍現象。即使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同樣也僅僅是股份制的延續，同時伴隨著重復的風險事故。

從現最高層及其CCVI政策風險指數之官譜指標數據顯示，從本屆開始，真正懂得工業及產業的領導人，已經非常稀有，更多的是市場化和社會治理領域的學院背景。這已經成為本次改革的局限，同時注定了改革不能如意徹底的某種必然性。因此，國家戰略僅僅作為意識形態或政治層面，缺乏經濟戰略安全及產業博弈的基礎常識。

假如本次改革不能反思三十年改革開放透支變賣的現實危害和歷史性后果，再深化的改革，也只能重復既往的老路和陷入周期性循環。

因此，不妨從能源領域著手，修正和奠定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包括內部和外部的系統性調整。至少，我們已經知道，所謂腐敗，滲透到體制的每一個環節，并非在單純的行政領域。即使僅僅是為了反腐敗，也需要從根本上、體制上，追根溯源，切除病灶，方見功效。

（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