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劉勁（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把災害轉變為經濟數據，這是劉勁近期關注的課題。

就在長江商學院的第十二屆青投論壇舉辦之前不久，水患突襲河南，除了傷亡之痛之外，經濟損失的蝴蝶效應已經在7月份的統計局經濟數據中顯現。8月16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表示，7月份，受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和國內汛情、疫情影響，部分主要經濟指標增速有所回落。

在青投論壇結束后，劉勁接受了MIR專訪。他表示，當大家還在聚集“雙碳”政策的落地影響時，我們需要站在更長期的視野來看，氣候和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將會越來越顯著，碳達峰、碳中和將只是這種趨勢前行的一個政策指引，而對于商業世界來說，或許大家還沒有意識到氣候和環境的變化究竟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意。

一、核心是碳排放價格

在劉勁看來，一切問題的核心，還是要回到成本上來。“如果減碳的成本只是一兩美元每噸，那么大家努努力都可以完成。但是，按照美聯儲的數據，目前減碳的成本是六七十美金。這就不是大家稍微努努力就能完成的事情了。”劉勁說，大家都不愿意做碳中和，核心還是經濟問題。

劉勁表示，“人類的經濟發展完全是跟能源的利用緊密相關的，它們兩個的相關系數是90%，也就是說你如果要過更富裕、更好的生活的話，你用能源一定是更多的；你的能源用得更少的話，你的生活一定會更差。”

換句話說，如果要減低排放，意味著直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然而，當全球都還困于新冠疫情時，經濟增長本來就壓力倍增。“因為這個原因，所有國家都不愿意減排。”在劉勁看來，減排問題事實上是一個觀照全球變局的鑰匙。

對于劉勁來說，他所看到研究數據已足夠讓人警惕。“我們把數據做了一個比較，如果我們現在在疫情當中，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損失是6%（2020年）。如果我們面對全球氣侯變化不做任何舉措，以后2100年，每年就等于一場新冠疫情，而且是持續性的。從規模上來講，它對經濟的損失是大過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

二、減碳的節奏

劉勁同時也對當下一些企業存在的運動式減碳提出了警示，在他看來，運動式減碳和碳達峰、碳中和的要求事實上是背道而馳的。

2021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及碳達峰、碳中和。當時的提法是：“要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積極發展新能源。”

而一個季度過去，在今年7月30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強調，要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后破，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很顯然，一些地方在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動作走樣變形的情況。

劉勁說，碳達峰、碳中和所設立的時間點要求，很多企業并沒有真正意義上領悟其中的節奏。

“到2030年才是碳達峰，之后30年才是碳中和。這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為什么要留出這么長時間？還是回到之前，碳排放本質上是經濟問題。中國目前的基建還沒有完成，經濟增長還需要比如基礎設施、工業建設等地方，在這個階段運動式減碳，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企業家，需要更加準確理解政策的含義。”

在劉勁看來，對于碳排放博弈，本質上是誰應該為碳排放負責的問題。這種博弈既存在于國際之間，同樣存在于從產業到公司乃至于到企業內部的決策單元。

三、減碳的博弈

MIR：為什么減碳在近年來成為了國內宏觀政策的關鍵詞？

劉勁：到底誰應該負責減排，這里面有很多的討論。如果你看現在的排放，亞洲是世界第一。如果按國家來說，中國是全球排放最大的國家，排放占全球的34%。但要從歷史角度看，空氣中大部分的二氧化碳都來自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以這里面就有很核心的博弈。

中國的排放目前是全球第一，排放當然跟能源的消耗有直接關系。2007年，中國的排放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能源的第一用戶。但從人均角度可以看到，中國目前人均能源使用只有美國人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的一半，韓國人的一半。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中國人也是人，美國人也是人，你用那么多的能源你當然應該減排；美國人說你那么多的人，你當然應該減排。所以說這是另外一方面國際的博弈。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范圍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是有核心矛盾的。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我要減排，中國人說要過更好的日子，所以我肯定現在不能開始減排。印度人說我更不能減排了，我現在的排放才是中國人的四分之一，我還要排放更多。但發達國家說你們有那么多的人，全球50多億的人都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所以你們應該承擔起責任，這是兩個巨大的博弈。

但如果全世界人民都做一個美國夢，都想像美國人那樣生活，世界會變得非常熱，這是無法持續的狀態。因此，如何解決這些博弈，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

MIR：減碳的辦法有哪些？

劉勁：從經濟的角度上來講只有兩種方法：

方法一：降低新能源的成本。比如說光伏和風能成本低的話，你不用任何刺激，大家自然而然就會用新能源。這個成本是非常重要的，科技的進步極端重要。在科技還沒有到位之前，政府要用補貼的方式降低新能源的成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方法二：增加碳排放的成本。你想讓社會用新能源減排，要讓大家做一個自愿的選擇，如果把碳排放的成本升到足夠高，既使技術沒有發展到那一步，大家也會轉到新能源上來。所以這是兩個大的方向。

如何來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基本的概念是給碳排放上稅，可以用行政化的方式上稅，比如鋼鐵行業、其他的制造業，排放一噸要多少錢的稅，這是一種方法，這種行政方法往往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效率低下。

另外就是用市場的方法解決問題，比如說中國整體的碳排放，一年只能排這么多碳，通過建立一個碳排放市場，通過交易產生市場價格，實際上這種價格也是碳稅，是社會給碳排放企業上的稅，目前在中國是非常低的，基本上起不到實質性的作用。

四、企業行動指南

MIR：在宏觀層面的博弈之外，對于公司組織來說，減碳意味著提出什么樣的要求？

劉勁：對于企業來說，需要明確的是，減碳是一個董事長命題，不是C什么O或者簡單的社會責任部門的事情。

像這種層面的考量，必須是一個公司最高層的決策。只有站在完全政治和戰略的高度上來想這類問題時，他才能想清楚。你給任何一個副總或者甚至只給CEO都沒有用，一定是公司董事長，或者說最高的決策層董事會議題。要不然，這種投入，一般公司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對于這一類問題的思考，在國內的企業中普遍是很稀缺的。比如說現在我們看到，像這種互聯網平臺的反壟斷。但企業本應該早有這種意識。如果馬云在5年10年前有這種前瞻性的想法，阿里巴巴現在不會有這么大的麻煩。

MIR：減碳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對于企業來說，能夠帶來什么機遇？

劉勁：為什么中國非常支持控碳，加入巴黎協議等，為什么鄰國印度就不愿意做這個事情。大國擔當的問題、能源安全問題、經濟發展問題都很核心。

另一點是在新能源領域，如光伏、風能、新能源汽車，中國在全球都是非常領先的。所以說這里面就有意思了，如果全球都要減排和去碳的話，對中國的商業、產業意味著非常巨大的機會。

我算了一筆賬，如果碳的價格是每噸75美金，也就是每年大概有3萬多億美金的市場。如果都做這個事，中國可以真正做到產業上的跨越，目前像光伏、風能和新能源汽車已經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具體落到產業，以新能源的發展為例，像風能、光伏，如果有足夠能力把能量儲存下來，就可以很大意義上解決消納問題。所以，儲能市場是未來非常重要的發展市場。

五、產業政策的價值

MIR：此前對于新能源的產業政策，學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今天我們如何評價？

劉勁：這就需要回到我們怎么理解產業政策。一般通俗的理解，產業政策實際上出現在市場失靈的時候。現在沒有絕對的、不被產業政策干預的市場，比如特斯拉在美國，同樣也是得到了產業政策支持的。

只不過說，他的產業政策方式和我們有些不一樣。比如，現在我們很多人都知道，特斯拉利潤的一個重要來源是賣碳排放指標，這種碳排放指標就是產業政策。

退回到中國市場，我覺得近年來我們的新能源產業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此前產業政策的支持，今天中國的新能源領域絕對不可能跑到如今的位置。

這和雙碳政策其實是一樣的；從微觀看，可能每個人都覺得我現在的日子還不錯，所以市場并沒有動力去解決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真正大問題——比如氣候、環境變化。因此，這是必須要由政府出面來解決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產業政策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