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以來，油氣逐步取代煤炭成為世界一次能源的主導力量。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使發達國家認識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石油安全被確定為我國最重要的能源安全領域。

國內對能源安全的擔憂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供應安全，認為油氣對外依存度越高，越是受制于人，安全威脅也越大，戰時將陷于缺油無氣的被動局面。二是價格安全，認為國際油價波動受政治、金融等非供求因素影響較大，油價持續升高可能引發經濟危機或會超出可承受范圍。三是通道安全，認為石油運輸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和其它熱點地區，具有政治和安全上的風險。

總體上看，多年來形成的能源安全觀賦予了石油、天然氣較多的國家戰略和地緣政治色彩，在能源安全與國家安全間建立起密切關聯。主張盡可能提高能源自給水平，開辟多種石油天然氣入境通道。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油氣開發方面存在競爭和對立，應當通過“走出去”獲取較多的海外資源。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優質能源的供求矛盾、資源環境壓力明顯加劇，日益暴露出傳統能源安全觀的局限性。主要是，重煤輕油的思想制約了能源結構調整。人類對能源的利用大致經過薪柴時代、煤炭時代和油氣時代。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次能源仍然以煤為主，遲遲無法進入油氣時代。不僅能源利用效率不高，還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環境災難。

視油氣為命脈的觀點抑制了市場競爭，抬高了國內價格。將油氣列為關系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只允許個別企業進行上下游一體化經營，限制了多種所有制企業的進入。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場競爭，油氣價格長期由有關部門按成本加成的方法定價，而不是按市場供求關系定價，形成了油氣單向漲價的格局。油氣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美國因其價格下降帶動了制造業發展和就業擴大，而我國因油氣高價格削弱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海外油氣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交往的回旋余地。世界上主要的油氣資源都被發達國家瓜分完畢，中國作為后來者，只能到一些經濟落后、政局不穩的國家參與開發。在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態度上，往往受油氣利益的羈絆，不利于我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而在海外開采的油氣，大部分就地銷售，并沒有直接形成對國內的實物供給。

中國樹立什么樣的能源安全觀，一定要與世界形勢的變化相聯系。進入新世紀后，北美發生了頁巖氣革命，油頁巖、油砂等過去認為開發價值不大的非常規油氣資源可能復制頁巖氣的成功。全球油氣儲量將成倍增加，世界油氣開始進入相對充裕和多點供應時代。美國實現“能源獨立”，有望成為油氣出口國。近年來國際天然氣價格已經走低，石油價格也可能進入下行周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受挫，使各國重拾化石能源的信心。應當說，現在的世界能源格局與傳統能源安全觀形成時的格局有了很大不同，這就需要我們根據形勢變化探索新的能源安全觀。

首先，對我國能源是否安全要有一個準確判斷。我國一次能源的自給率超過91%，能源供給總體上是安全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接近60%，很多人擔心這一比例過高。但在國際上，石油依存度多少是安全的并沒有標準可循，也不宜把能源進口與安全問題在數字上簡單對應。

其次，在油氣與安全的關系上，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因大規模戰爭中斷油氣供應的威脅。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對世界格局作出了判斷，即和平與發展是主題，世界大戰打不起來。這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基本立足點，與之前閉關鎖國時作出的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判斷迥然不同。隨著冷戰結束，全球經濟一體化，大國之間依存度加深，非傳統安全已上升為主要威脅。以軍事斗爭為核心的傳統安全威脅雖不能完全消除，但在有終極武器的國家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因擔心全面軍事沖突造成斷油斷氣而采取過度防衛的措施，如過度強調立足國內、限制油氣使用，某種程度上會束縛發展的手腳，甚至使我們喪失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第三，從個體安全走向集體安全。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油氣資源已經全球配置，由一個國家單獨去應對供應、價格、通道等風險，代價會很大，也不易實際。中國應當樹立集體安全的觀念，加強與油氣生產國、過境國和其他消費國的合作和政治互信，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通過雙邊多邊合作和區域合作等方式實現共同的能源安全。

第四，應當確立由煤炭時代走向油氣時代的戰略目標。油氣是清潔、高效、易用的優質能源。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到那時如果能源仍然是以煤炭為主，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源環境問題，這種小康很難說是全面。但是，當我們對能源安全有足夠信心的時候，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