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慶生1　王雅文1　張繼宏2

（1。國網湖北電力經濟技術研究院　2。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武漢大學氣候變化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

一、“碳”將成為生態文明的新價值認同

“文明”是人類歷史積累下來的有利于認識和適應客觀世界，符合人類物質與精神追求，能被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價值認同。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現在的生態文明，其本質是價值認同的重建。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以工業技術產業為主體的經濟形態逐步替代農業經濟形態成為世界的主流經濟形態，工業品逐步作為新的價值認同的載體在世界范圍內流通，石油－“工業的血液”，最終被人類選擇為工業文明價值認同的載體，形成了當前工業文明的基本格局。而生態文明將以“生態”產品附著于工業、農業產品形成新的一般等價物，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認同。而“碳”正逐漸成為新價值認同的載體。截至目前，全球碳市場規模已經覆蓋全球GDP的56％，三分之一的人口，總市值也由2020年的540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22年的1610億美元。

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在今年兩會上《關于加快我國電池碳足跡研究并建立中歐互認機制的提案》提出：一是建議借助我國產業鏈完善、應用數據豐富的優勢，加快我國電池碳足跡方法論研究。同時與歐盟積極溝通，建立合作交流機制，推動中歐電池產品碳足跡方法論的協調與互認。二是建議有關部門按年度、分區域更新發布我國電力碳排放因子，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我國電池產業鏈各環節碳排放因子數據庫，及時更新并向國際通報。三是加強綠色電力認證國際合作。研究適用于我國電池產業發展和產品需求的綠證管理制度，并通過區塊鏈、5G、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為其確權。

加快碳足跡研究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歐盟將啟動《綠色新政》，對于進入歐盟市場產品的碳足跡進行約束，而我國電網排放因子為1155g／KWh，遠高于歐盟270g／KWh的平均水平，這將導致我國產品的碳足跡遠高于歐盟產品的碳足跡。這些實例都說明了“碳”正成為新價值認同。

二、構建基于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市場

人類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大量的溫室氣體，其顯著的生態外部性就是全球氣候變化，表征為極端天氣的頻次增加。碳排放權交易是基于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產權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來矯正環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于1968年在科斯工作的基礎上將產權概念引入環境污染控制，首次提出排放權交易的概念，由政府界定排放的產權發給排放者并允許交易轉讓此權力，通過市場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區別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基于市場交易的政策設計更具有成本有效性，也可兼顧效率與公平。

有別于傳統碳市場總量控制與交易模式，我國碳市場采用了一種可交易的績效標準模式?？偭靠刂婆c交易模式下的碳市場，碳配額總量事先設定，排放總量與企業在履約期內的活動水平無關，即使采用了標桿值法（Benchmarking），但是配額的總量和分配仍然是基于歷史數據提前設定的，依然屬于控制絕對總量的方法。而我國依據自身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國情，采用了基于強度的交易模式，其特征是企業獲得的配額并不事先設定，而是取決于企業在履約期內行業設定的排放績效標準和企業實際生產活動水平。這有利于企業在履約期內根據市場變化自主進行生產決策。經濟繁榮時將發放更多的配額，經濟蕭條時可減少配額，這也符合我國國情。這種基于強度的碳市場設計兼具稅收和補貼的激勵政策，對超過績效標準的企業具有凈稅收效應，而對于低于績效標準的企業具有補貼激勵作用，并且對產品價格及產量的影響相對較小。

可交易績效標準模式下的碳市場也存在諸多爭議，尤其在碳減排確定性、碳價預期及資源錯配風險方面。由于碳排放總量不確定，最終的配額較大程度取決于可交易績效標準的選取，這就對此標準的設定提出較高的要求，這也意味著碳基礎數據質量要高，這也是我國碳市場建設當前的重點與難點。由于最終配額總量不事先設定，市場就不太容易形成較穩定的碳價預期，反過來也會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此外，我國東、中、西部，南、北方地區在生產與生活方式上都存在較大差異，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及發展階段不平衡，在設置可交易績效標準時，不得不犧牲部分效率而考慮公平性，這就帶來資源錯配的風險。例如，我國首先納入的火電行業2162家企業，由于分布不同，技術路線不同，我國依據不同機組的技術特性設置了4個標準值，這就會導致產生排放低的機組補貼排放高的機組的風險。

多標桿值下各機組碳配額交易示意圖

由上圖可知，300兆瓦以上機組的單位發電碳排放量要低于300兆瓦以下機組的碳排放量，但是由于多個標桿值，就會導致部分300兆瓦以上機組去購買300兆瓦以下機組的碳配額，導致資源的錯配。

我國為了促進企業節能，碳市場還將企業外購電力、熱力的間接排放也納入交易體系，這就帶來另外一個復雜的問題，如何科學核算這部分碳排放。根據IPCC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指南，可以對外購電力、熱力的區域電網排放因子、熱力排放因子進行核算。但是，由于我國區域電網排放因子差異巨大，云南電網排放因子僅為華北電網排放因子的五分之一，這也會引起資源錯配的風險。例如，電解鋁行業，選址在云南的企業即使單位產品能耗高于選擇選址在華北的企業，那么根據現行核算方法，很可能華北企業要向云南企業購買碳配額。

雖然國際上有單一部門的可交易績效標準的示范，但是我國選擇多部門可交易績效標準作為碳市場的基本制度，這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及建設難度，但這種模式更適用于中高速發展經濟體。

三、碳市場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9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指出，推進市場化機制建設，加快建設完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2021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進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市場化機制，發揮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用。2022年4月1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明確建設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市場，實行統一規范的行業標準、交易監管機制。碳市場對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

1.有助于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碳排放目標設定在碳排放控制政策中具有錨定作用，是減排政策制定、實施及評估的主要依據。隨著全國碳市場的建設，八大行業超過1萬噸標煤以上的企業陸續納入碳市場，將覆蓋我國70％￣80％的碳排放量。隨著企業碳排放數據庫的逐步建立，將較清楚地知道各行業及各地區的碳排放變化狀況。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低碳排放特性，企業的能源結構將加速轉向新能源體系，實現我國碳管理逐步科學與優化。

2.可通過市場交易為碳減排釋放價格信號。較發達國家普遍用70年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我國在40年時間同時完成碳達峰與碳中和將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碳市場匯集了大量市場主體的交易信息，形成公開透明的市場化碳價格，可通過市場交易發現社會最小減排成本，有助于我國“雙碳”目標更高效實現。同時穩定的碳價將提供經濟激勵機制，引導資金進入有減排潛力的行業企業，在促進減排的同時，也能刺激前沿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給經濟增長注入新的驅動力。

3.可構建碳減排抵消機制推動全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碳配額交易市場的重要補充機制是自愿減排交易機制、碳普惠機制及國際碳信用交易市場。我國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強度較2005年下降65％以上；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5％；2030年森林積蓄量60億立方米；2030年風、光裝機新增12億千瓦以上。通過構建碳減排自愿交易市場，可促進增加林業碳匯，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倡導全社會綠色低碳生產與生活消費，形成碳配額市場、碳期貨市場及碳減排自愿交易市場的良好互動，協同發展，有利于我國區域協調和生態保護補償，有利于生態文明的實踐。

4.可促進樹立負責任的碳減排國際形象。2021年格拉斯哥氣候大會通過了國際碳市場相關機制的《巴黎協定》第6條款。碳市場成為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碳定價機制，引領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我國國情的碳市場設計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同時我國依托巨大的碳市場建設國際碳金融中心，為國內企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提供新的融資渠道，向國內企業傳送及時的國際碳金融資訊，引導我國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樹立我國積極減排的國際形象。

四、結語

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取得世界普遍認同，“碳”作為一種新的世界價值認同的載體正在得到確認。我國經濟仍處于中高速發展時期，區域和行業發展不平衡，部分區域和行業的碳排放已經達峰或處于平臺期，而還有部分地區和行業處于高速發展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完全市場化的煤炭市場、不完全的油氣市場、省間壁壘突出的不完全電力市場條件，決定了我國碳市場要堅持基本國情。全國碳市場建設設計問題十分復雜，建設任務非常艱巨，阻力巨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碳”在世界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核心地位，各社會主體應積極投身到碳市場的建設中來，促進我國碳市場的良好運轉。當前，我國作為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建設碳市場的環境和條件方面有較大相似性，應把碳市場國際合作引入到南南合作框架中，輸出中國碳市場的重要實踐與經驗，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構建碳市場，促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注：本文來自國網湖北省電力有限公司數字化轉型及新興產業十大重點工程和百大公司級項目：電力碳銀行－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用戶側需求響應示范。Project supported by State Grid Hubei Electric Power Company：Power Carbon Bank－User－side Demand Response Based on Blockchai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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