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歐洲經濟陷入低迷，最近兩年，一向在氣候變化領域走在世界前列的歐盟各國也出現了意見分歧。以德國為代表的一部分國家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發展可再生能源；而英國等另一部分國家則認為核電、天然氣或許是更加經濟的選擇。

原定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標將何去何從，在現有的經濟形勢下，歐洲各國將如何平衡經濟、就業、能源成本和節能減排之間的矛盾，全球氣候談判又遭遇哪些挑戰？

圍繞以上問題，6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專訪英國前外交部長氣候變化特命大使艾士誠（JohnAshton）。

第一財經日報：對于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標是否具有約束性，現在歐盟是否已經達成了統一的意見？

艾士誠：目前我們在如何努力、達成何種目標上仍存在爭議，對于未來十年乃至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標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歐盟在這一方面確實進展緩慢，對于實現可再生能源目標的動力也稍顯不足。眾所周知，近幾年歐洲經濟低迷，一種歐洲會重蹈十幾年前日本經濟覆轍的恐慌在人們中間蔓延。目前并沒有一個較好辦法可以重振歐洲經濟。

但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大力促使歐洲經濟發展模式從高增長型向低增長型轉變，這會有效地刺激新的投資，從而減少歐盟國家對他國石油天然氣的依賴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壓力,也能夠使得基礎設施建設更先進、更節能。這不僅對歐洲的就業、發展等問題有利，還能有效提高歐盟國家的綜合實力。

但目前的問題在于，決策者們并不這么認為，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說：當局者迷。他們僅從表面上認為任何環保措施都會花費甚多，而沒有深入分析這些措施長遠看來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

另一個問題是歐洲目前陷入財務危機，歐元區全面疲軟，因此也無力對可再生能源問題達成最起碼的一致。我注意到在歐盟應對氣候變化會議召開之前的準備期，決策者們表示會就可再生能源目標迅速達成一致，但結果并沒有，我認為我們已經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時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決策者們承諾最遲在今年10月之前會做出最后決定。這可能包括減少機器使用量，預計相較于1995年減少40%，但我認為至少應減少一半。但40%的承諾也好，因為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善。也可能包括歐盟國家的可再生能源目標，雖不確定可能增加多少比重，但我估計在25%~26%之間。

日報：你認為強制性的可再生能源目標是否有必要？

艾士誠：許多歐盟成員國包括英國在可再生能源目標上有自己的想法。我個人認為英國的做法是必要的，這會有利于其經濟發展，在英投資者們可以從中獲得投資保障。而英國需要達成可再生能源目標，不僅僅是由氣候變化所推動，更重要的是因為俄羅斯對英國能源的投資迫使英國不得不這么做，人們不希望英國在能源方面太過依賴俄羅斯天然氣，而要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的一個方法是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但英國沒有就此做出更好的承諾，我認為這是很遺憾的，因為在提高能源利用率上，英國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而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大約六七年前，歐洲只有摩納哥與盧森堡兩個小國電力系統方面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盡管其所占比重也不大。之后我們簽訂了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標計劃，在該計劃中我們承諾會將僅占電力供應2%的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超過30%。當時所有人都表示質疑，說這是不能完成的事情，但不到2015年我們的目標就基本實現了，這說明在可再生能源上達成一致目標是非常必要，且非常有效的。

如果考慮氣候變化，那么發展可再生能源不僅僅是英國或者歐盟的事情，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全世界都應該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但在實施過程中確實會存在很大困難。

下面是一個德國的例子。德國有豐富的太陽能與風能資源，政府也大力發展這兩種可再生能源，雖然很多人會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成本很大，會拖累經濟發展，但德國政府依然堅決發展可再生能源，而其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此外，其經濟發展也并沒有滑坡，甚至可再生能源還有效地促進了其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中國與美國政府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也有其作為。我想說的是，發展可再生能源與經濟發展的良性關系在全世界已經有了很好的現實模型。

日報：德國可再生能源比例很高，其能源成本如何呢？

艾士誠：希望更便宜的能源是人之常情，可再生能源也常常因為高昂的價格而為人所詬病。德國國內也在可再生能源成本上存在爭論。據我了解，德國還對其下一階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做了微調，以緩和爭論造成的壓力。政府在推行可再生能源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可再生能源行業，就意味著其他德國人必須為此繳納額外能源稅，但政府通過合理稅收來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本是無可厚非的。我能肯定地說，德國并不會因為可再生能源花費較高而停止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參加過德國一個能源會議，與會的德國人來自商業、政界等各行業，沒有一個德國人對發展可再生能源表示異議。此外，德國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發展很好且頗有成效，因此其所花費成本較其余歐盟國家而言要低得多。

日報：英國未來的能源路線會如何選擇？

艾士誠：目前英國在能源及能源政策方面存在矛盾與爭議。近幾年英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發展迅速，尤其是風能與太陽能。但我們必須對能源體系前景做一個清晰的規劃，一些人認為我們應該從根本上轉向可再生能源，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還不如發展核能，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前兩種觀點都會花銷甚大，因而應該開發頁巖氣資源。三種意見代表三種不同路徑，我們必須做出選擇。

我認為，站在氣候變化角度上，發展核能是很好的，有一個說法是到2030年，英國會發展出零碳排量的電力系統。而我認為，雖然在未來五年內，英國的能源結構會發生變化，因為新一屆英國政府比較重視可再生能源，但不可否認的是，發展零碳排量核能會花費很大，甚至比風能還要貴，在這方面的財政難題是一個必須要正視的問題，因此，核能在英國能源體系中占的比重不會太大。而頁巖氣在我看來所占比重甚至比核能還要小。也許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會鼓勵頁巖氣，但只要問那些懂得頁巖氣開采原理的人便會清楚，在英國開采頁巖氣至少需要20年，而市場不可能等20年，這是我認為頁巖氣占很小比重的最主要原因。此外，頁巖氣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可再生能源，并且開發頁巖氣會破壞居民的生活環境，因此也會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而頁巖氣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水資源，這會相應減少農用水資源，也會遭到農民們的強烈抗議。

日報：近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繞過國會強推大規模減排政令，希望在2030年實現本國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對于2005年水平，降低30%。這一舉措是否會為陷入僵局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帶來新的生機？

艾士誠：我在前面提到過英國在能源政策方面存在不小的矛盾與爭議，然而，在美國，有關氣候變化、碳排量、能源等政策方面的矛盾與爭議更大。不同黨派之間分歧很大，支持能源改進政策的左派表示應該做一些改變改善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問題，而右派則并不這么認為，站在新自由主義立場上，他們表示市場規律證明能源政策是不必要的，甚至諷刺奧巴馬在這方面是一個十足的“共產主義者”。國會中的明顯分歧讓奧巴馬面臨兩難境地，他想通過聯邦法案推行減排政令，但國會不買賬，美國的政治更復雜也更混亂。在我看來，不只是美國，每個國家都有政治分歧，但美國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應該更加努力，向民眾表示這項政令并不特別針對某部分，并不僅僅與頁巖氣或者交通狀況有關，而是從全局出發，讓人們意識到碳排放的問題。我能理解奧巴馬政府推行該政令為何如此艱難，因為人們并不買這項政策的賬。毫無疑問這項政令出自美國環境保護機構，他們的初衷是將環境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但我認為美國所做的遠遠不夠，應該建立起控制碳排放的能源體系。但不可否認，奧巴馬的這一步是很可取的。我見過奧巴馬的國務卿克里，克里對氣候變化非常關心，也非常理解綠色經濟發展，我也相信他承諾會推動美國乃至全世界減少碳排放。

日報：目前中國在霧霾治理過程中，面臨著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平衡難題，能否分享一下當年倫敦治霾的經驗？

艾士誠：我不敢貿然告訴中國應該怎么治霾，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目前霧霾問題很嚴重也很難治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因為治霾花費很大所以就不治理，因為如果不治理，代價會更大。一個很大的阻力來自于財政，如果決定治霾，誰來買單？我出生成長于五六十年代的倫敦，那時倫敦也面臨過這個問題，但與中國情況不太一樣，英國沒有中國這么多的人，霧霾范圍也沒有這么廣。中國治霾的一個措施是要將城市里的工廠搬到郊區，但搬遷費用誰付，這都是很大的難題。雖然中國政府不斷地宣傳低碳經濟、綠色經濟，但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仍舊是GDP指數，地方官員在治理地方時，也會看重這一指標，而不管十幾年后的影響，所以如果中國真的打算做點什么，那么GDP指標是一個應該變更的觀念。